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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功颂德筑刻石踏遍山野寻秦碑  

2017-05-18 16:38:26|  分类: 旧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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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功颂德筑刻石踏遍山野寻秦碑

秦始皇父子琅琊刻石历经沧桑,藏书家孟昭鸿等人找回瑰宝

新闻    时间:2017年05月16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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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
图/孟庆泰提供(署名除外)

在青岛市博物馆,一座刻石并没有引起半岛记者的特别注意,因为它的上面有三个小字“复制品”,而且刻石上字迹并不清晰。然而,当得知一位曾经在青岛寓居十几年的藏书家与刻石的故事后,才知道:原来,刻石很珍贵,距今已两千余年,约十余处如今只剩下泰山和琅琊两处,且琅琊刻石有八十六字,泰山刻石仅有十个字,弥足珍贵;原来,刻石能够保存下来历经沧桑,不少人曾为它付出辛劳汗水,包括著名藏书家孟昭鸿。如今,刻石的真身,收藏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而孟昭鸿和他的家人留在了青岛。本期,我们关注大儒孟昭鸿与秦碑琅琊刻石的动人故事。
一座石碑 两千年,风雨蚀,刻石四散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郡县,站在琅琊山上,遥望一统江山,心中大悦,遂“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这座刻石,便是后来驰名天下的琅琊刻石。
统一大业甫一完成,秦始皇开始大张旗鼓东巡,他号令三万黔首,也就是百姓迁到琅琊,夜以继日,增筑琅琊台,建成函谷关外规模最大琅琊台行宫。琅琊台是两千多年前古人用琅琊山夯土筑就的。它“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高五里”。
秦始皇对琅琊台情有独钟。不仅仅是因为这里风景秀丽,“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傍滨巨海”,还因为从周代初期,姜太公封齐时作八神,其中四时主祠就立在琅琊山上,历代的许多帝王曾来这里祭拜。越王勾践就曾在琅琊山起观台会盟诸侯。琅琊山成为帝王、诸侯祭拜的标配,在大业根基不稳之时,秦始皇自然不会放过显示大国强盛的机会,同时也想以此安抚民意,亦即《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颂秦德,明得意”。琅琊刻石文字优美,有496字,文字之多,为全国之最,其中,正文289字,四字韵文,言筒意赅,虽为群臣颂德之辞,却是彪炳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附文207字,记录随从大臣的名字和议立碑刻的事迹,碑文为李斯所书。
另外,秦始皇来琅琊山还有关键的一层含义:寻找长生药。秦始皇虽然君临天下,他唯恐寿命不长,因为他的爷爷就在44岁时去世,父亲庄襄王34岁去世,东巡琅琊时他已经40岁,古人不长寿,已进入末年。加上秦始皇自小在赵国受难,长期营养不良,患有多种病症,据称又长期被脑膜炎和癫痫等病症所困,他更是妄想尽快得到长生不老之术。
如此一来,秦始皇惶恐不安,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不想很快拱手让人,他连太子都没立,意图多统治些时日。听说琅琊台有“海上三神山”,齐威王、燕昭王都曾找寻长生药,秦始皇也动了心思。于是,派出方士徐福率领数千名童男童女从琅琊港出发去寻找妙药。没想到,秦始皇没能等来长生药,公元前210年却死在了东巡路上。
秦始皇亡故得很突然,他的儿子胡亥秘不发丧,待杀死了自己的手足后,立刻即位,也就是秦二世。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巡至琅琊台,在始皇所立刻石旁刻其诏书和大臣从者名,据传也出自李斯之手。
刻石历经风雨剥蚀,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为官密州(诸城)时,曾记述云:“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琅琊台观日出,乐而忘归,徙黔首三万家于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时间推进,到了宋政和元年(1111),金石学家赵明诚,偕夫人李清照,曾回故里诸城,去琅琊台摩挲刻石,作了深入考证,他在其名著《金石录》中记述:“秦琅琊刻石,在今密州(诸城),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
岁月沧桑,刻石仍然经受着考验。
根据《诸城县志》记载,从赵明诚之后,“金石之书不能知其存亡”。琅琊刻石就这样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直到400多年后的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将残存刻石找到,镶嵌在石碑,并在台顶修建海神庙和礼日亭,后人陆续在此树碑,史称七十二通龙头碑。后来庙、亭、碑尽毁,仅台基遗存尚好。琅琊台自山腰以上,三层台基层次分明,均系夯土筑成,部分地段由砖、石所砌,上中常发现秦砖、汉瓦、陶片。山南、山北还发现了筑台时铺设的陶制水管,台下海边还有蓄水池。
又过了一百多年,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诸城知县宫懋让见刻石裂,熔铁束之。清道光年间,铁束散,刻石碎。后诸城知县毛澄筑亭覆之,但最终还是散失。
时光流转,云水两千年。就这样,刻石从歌功颂德的石碑,变成粉身碎骨的碎石,进入百姓的院墙上。

歌功颂德筑刻石踏遍山野寻秦碑

秦始皇父子琅琊刻石历经沧桑,藏书家孟昭鸿等人找回瑰宝

新闻    时间:2017年05月16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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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儒
院墙上,猪圈里,寻回秦碑
1921年,当山东省政府下令各地勘验保护各地文物之时,时任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请来了一位当地大儒,寻找秦碑琅琊刻石的踪迹,此人名叫孟昭鸿。于是,一段关于孟氏与琅琊刻石的曲折故事正式上演。
在开始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孟昭鸿是何许人也?
孟昭鸿1883年出生于诸城孟氏家族。孟氏是书香门第,孟继垚是道光年间的举人,曾任江苏吴江震泽知县。“那时江浙一带盛行私家藏书,诸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等皆其著名者。说不清是哪个藏书家败落了,要出售所藏,我的高祖与其同僚便买了下来。据说他解组归家带回的全是书籍。那时代的藏书绝非今天的洋装书,最低也应是明版吧!”孟昭鸿的孙子、著名书法家孟庆泰先生告诉半岛记者。这些书让孟昭鸿的父亲孟广琛如鱼得水,他也曾当官,任户部行走、主事等。后来家人去世,他干脆归隐乡里,与书为伴。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孟昭鸿自幼聪明好学,“他毕生致力文史考古研究和书法篆刻”,“他的书法耽乐汉隶,藏拓甚富,曾自治长印曰‘诸城孟氏宁远堂所藏汉碑百种之一’以钤所藏”。孟昭鸿在业内名气很大,考古学家王献唐和孟昭鸿时常书信往还。
“上世纪60年代,我去王献唐的儿子王国华家做客,王国华给我看了一个汉代藏品,是我祖父送给王献唐的。王国华先生告诉过我,上世纪20年代初,王献唐在青岛工作,1922年左右,我祖父住在青岛,在一个文人雅集的场合,两人曾经照面,王献唐比我祖父小13岁,两人多次通信,王献唐有问题也会请教他”,孟庆泰先生所言,足以说明孟昭鸿在当时的地位,赵俪生在青岛读中学时曾从孟昭鸿学刻印。
孟昭鸿接受了王景祥的邀请,凭借他对金石的研究和热情,准备一举寻回刻石,只是,他没想到,任务会如此艰巨。
“吾邑琅琊台秦刻石残烛破碎,或传倾落海中”,“遂属县视学王君培祜亲往琅琊台从事搜寻,见零星断石弃置荆棘中”,“详译其文,尚多残缺。翌年春,王君复往访诸道院及台下居人,又得数石”……孟昭鸿将寻找刻石的经过用隶书书写,命工匠另刻一石黏于原石之旁。文字不多,却包含着他们辛勤的汗水。
要知道,琅琊台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遭遇特大雷雨,石碑被雷击碎,成为一片石砾,有着两千年历史的琅琊刻石仅仅留下拓片,几乎没有实物留存。孟昭鸿与视学王培祜以及王秀南前往琅琊,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到达现场,他们面对的是空空如也。三人在周边仔细搜寻,“逐石查检,终于在海滩上发现秦琅琊刻石的零星碎石”(《孟昭鸿与琅琊刻石重现》赵夫青作),然而,还不能拼出完整的刻石,他们便四处打听,“乃知碑石有的被当地百姓搬回家,或垒猪圈,或砌院墙。他们便逐户登门搜寻,然后一点点仔细拼合,仍有缺失”,过了一年,他们再去琅琊台,加大了搜寻范围,遍寻庙宇村庄,才将碎石找齐,命工匠黏合,竟然成为完壁。
1922年,修复好的刻石运到诸城,“在超然台东南30余米处的教育局办公室东壁闲屋内保存,一直到1937年底”,赵夫青说。幸亏,此前,琅琊刻石的拓本已不少,为他们找寻拼合碎石提供了帮助。刻石最早的拓本“是明末清初所拓,尚有清顺治四年丁野鹤题跋,存十三行八十六字”,赵夫青先生称,此后又有不少拓本。
精通金石的孟昭鸿自然也对刻石进行拓印,“碑中‘成功盛德’之‘德’字,拓本久已漫漶,余细审之,乃为苔花侵蚀,以指剔之,字画显然,曷胜愉快。”在《放庐笔记》中,孟昭鸿满是欣喜,他用双手完成了一次与秦始皇的对话,然而,他又有众多担忧,“呜呼,先秦碑碣仅此片石,世变沧桑,保存匪易,为之三叹!”
孟昭鸿的担忧似乎是一种预言,印证了两种命运:孟家的藏书,琅琊刻石的遭际。
两种命运 石与人,俱飘零,流落两地
“牙签十万富收藏,一邑人推静远堂。三世校雠多善本,只今零落旧缥缃。”“萧条认敝庐,四壁已空虚。老仆泣相告,大军曾卜居,土高掘后地,庭乱烬馀书。”
1916年所做的这两段诗中掺杂着孟老先生的泪水。
孟家的静远堂在当地负有盛名,“辛亥革命前家中藏书为一邑之冠,从我高祖到我祖父三代进行过书籍的校雠”,孟庆泰先生说,“但是他生不逢时,遭遇的第一次兵燹就是辛亥革命,因他参加了县里的革命独立,并被选举为议员,清兵破城后他出逃避难。再后来家中驻了兵,所藏书籍被焚烧用以熏蚊。乱定收拾,损失大半”。据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称,这期间孟昭鸿曾返回故里,创办敬业学校,主持校务,业余搜求金石、典籍。就是在故乡期间,他完成了搜寻刻石的重任。
只是,打击仍在继续,1937年日军侵华,孟昭鸿弃家避难青岛,“所藏残余亦‘倾其所有于飞烟荡尽之中’了”。
孟昭鸿与青岛的缘分早在1910年即已开启,当时他到北京游历,从天津乘船经过青岛,对这座城市印象不错,于是以后多次来到青岛。“1922年所作的《登观海台感赋》长诗,就详尽地描述了殖民统治下的青岛,1930年,祖父住在苏州路,作家孟超是我的伯父,和我父亲是一个爷爷,当年就住在我家”,孟庆泰先生说,这一年,祖父过春节所作的《除夕感赋》五律,就表达了他对青岛的热爱、对战乱的痛恨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1937年,在颠沛流离一年多后,孟昭鸿带着全家20多口人,避居在青岛伏龙路40号。
日军入侵,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险些让琅琊刻石遭到不测,幸好有一群人一直在保护。“据现存诸城史料记载,为防日本人觊觎,1938年,琅琊刻石从县府教育局迁至文庙大成殿,后来日本人将大成殿充作军火库,刻石又迁置天齐庙。1940年又迁移到刘猛将军庙”,赵夫青先生称,1945年,又将刻石迁到科内(臧氏班荆堂)放置,“随后被日军发现,如获至宝,强令送往日本驻地,科员崔子山将刻石转移到后营街小学保藏,不久日本投降,刻石逃过厄运”。
随后,刻石被孟昭鸿的学生王子光和徐天石藏匿起来,为防止刻石再遇不测,他们将碑文用泥巴糊上,并贴上标语和报纸掩盖。青岛解放后,刻石运送到胶东文管会。
1950年春,琅琊刻石陈列于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被调往北京,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孟昭鸿,在青岛结束了漂泊的一生,琅琊刻石,在北京,找到了安身之所。他和它,命运似乎再无交集,然而,机缘再次出现。
机缘延续 跨时空, 祖孙留印记
孟庆泰没能见到祖父,1948年,他出生时,祖父已经过世一年。
“郑爰居先生在我祖父去世后写的《孟君方陆传》,说他‘家世丰厚,骤贫困,菽米不继,郁郁致疾’”,孟庆泰所言在孟昭鸿的日记中也能窥见一斑,1945年,孟昭鸿的日记中记录了生活的困窘,1947年3月31日,他没能再回到故乡,也没能再看到琅琊刻石。这一天,孟庆泰的父亲孟宪集写道:“父亲体格素极健康……缘自母亲去世,家庭多故,故乡经济断绝,吾兄弟各自为生,而父亲及三妹用度及房电诸费皆自行筹措。呜呼!父亲生于饱暖之家庭,家事素所不悉,不期垂暮之年而琐琐于米盐之事,人子事亲之道未尽反足以累之。不然以强健之体格、旷达之性情,绝不能以小疾突弃人世也。终天抱恨尚复何言哉!”
孟庆泰记得,幼时,家里挂着一个黑拓片,“我以前小,不知道那是什么,总觉得黑漆漆的”,父亲告诉他祖父孟昭鸿与琅琊刻石的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孟庆泰慢慢知道祖父是位藏书家,享有名望。逐渐的,他对收藏、字画兴趣浓厚,并最终继承了祖父的衣钵。
1994年,琅琊台重新修复,考证了琅琊台《史记》中的全文,请来北京著名篆书家熊伯齐,用小篆体书写立于台上,又请书法家孟庆泰用隶书写了《秦琅琊刻石释文》和《重刻琅琊刻石记》。这是孟家人与琅琊刻石缘分的延续。
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一年,孟昭鸿的长孙孟庆颐去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看到刻石后,“闯进博物馆办公室发问:‘展厅里的那块琅琊刻石是复制的吧?’工作人员问他怎么知道的,孟庆颐笑道:‘我从小看着那块石头长大的。我当然一眼就能看出来!’”赵夫青先生如此还原当时的场景。
如今,琅琊刻石已经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封存,在山东省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等地的刻石都是复制品。不过,但关于刻石的沧桑经历不能复制,也不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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