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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青岛主权与五四运动  

2017-01-15 19:26:26|  分类: 人文青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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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主权与五四运动        □刘宜庆

新闻    时间:2016年05月03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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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1919年5月5日,《天津益世报》五四漫画。
  1919年6月28日,山东请愿团联合北京学生及社会团体到新华门请愿。
五四时期的标语。
  青岛有一个美丽的五四广场,您知道这名字背后的历史风云吗?97年前,五四运动席卷中国大地,掀起了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潮,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五四运动因青岛的主权问题而起,“还我青岛”、“收回山东、青岛主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怒吼,响彻神州大地。纪念五四运动,也是回望青岛历史的沧桑。
  日本垂涎青岛已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等到侵略青岛的时机。1914年夏,日本对德国宣战,德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于是,日本趁机于11月7日出兵攻占青岛,取代德国成为青岛地区的殖民统治者,其势力范围承袭原《胶澳租借条约》规定的德占境域。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几经博弈,4月29至30日,参加巴黎和会的英美法3国代表召开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议定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将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权益让与日本。1919年5月1日,上海《大陆报》最先透露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说中国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青岛)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5月2日,山东三千余工人在济南北岗子举行收回青岛演说大会。就在同一天,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新闻,确定了中国外交的失败:
  胶州亡矣,山东亡亦,国将不国。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处置,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遽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1915年之廿一条条约,以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实,呜呼,廿一条条约,出于胁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这篇文章骤然点燃全国同胞爱国烈火,两天后爆发了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写这篇文章的人是林长民,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由总统徐世昌特聘。林长民的堂兄是因“一封《与妻书》,千行离人泪”而为世人熟知的林觉民;林长民的爱女则是“一代才女”林徽因。
  1919年5月3日晚上,一个不眠之夜。北大学生高君宇、许德珩得到政府已密令我国代表可以在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后,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礼堂开会。会上,邵飘萍以北大新闻学会导师、《国民》杂志顾问、《京报》社长的身份,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经过,最后振臂疾呼,号召同学们起来抗争:“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听了演讲之后,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自己的衣襟,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气氛慷慨悲壮。
  1919年5月4日下午2时,北大和高师、工业专门学校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约三千多人,挥舞着小旗,高举标语牌,来到天安门。标语牌上写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字样。走上街头的学生,其抗议游行,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就是谢绍敏那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
  学生在烈日下苦等“递交说帖”无果,遂转向赵家楼发泄怒火。于是出现了五四那一天学生运动的高潮——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此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课风潮蔓延全国,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行动在各大城市进行。
  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山东省七团体抵达北京,面告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不得在巴黎和会上签字。面对国内巨大的舆论压力,北洋政府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远在巴黎的中国全权代表接到国内“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的专电。6月28日,中国外交官拒绝出席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巴黎和会中方全权代表之一王正廷后来回忆说:“我一生有一桩得意事,就是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但青岛问题悬而未决。1922年3月,王正廷出任鲁案善后督办,他代表中国政府和日本经过艰难的谈判和讨价还价之后,12月1日,中日在北京签署《山东悬案细目协定》,中国付出巨款,赎回了青岛主权和胶济铁路,仅胶济铁路就花了4千万日元。1922年12月10日,中日双方在青岛举行了交接仪式,中国正式收回青岛主权。

■巴黎和会代表顾维钧、王正廷

那一刻,他们据理力争

新闻    时间:2016年05月03日    来源: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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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                 王正廷                顾维钧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签约仪式现场。
五四运动起因
  青岛问题自从德国人把它制造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成为牵动国人生死存亡之念的心腹之患,成为最刺激中国人神经的一个敏感软肋。1914年前,青岛问题是中德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个‘隐疾’,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隐疾’由德而日,变成了中日之间的争议”,青岛市档案馆宣教处处长周兆利说。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山东巨野教案,强行侵占胶州湾。“德国人为什么要看中青岛?主要是青岛的地理优势符合军事目的,当时帝国主义都是从海面而来,劳师远侵,没有沿海港口作为停泊地,就无立足之地,而胶州湾水够深,足以通过大型远洋舰船,适合建港。德国就这样‘相中’了青岛”,学者陈占彪剖析道。之后的7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忘记要从德国手中收回这块土地。然而,一双贪婪的眼睛,正觊觎着这座海滨之城。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不顾中国人的反对,厚颜无耻地取得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战争对于青岛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据《胶澳志》记载:“战局遽开,炮火尤烈,富室弃产而逃,贫者束手待毙,生命财产直接毁伤于外人炮火之下者不可胜记。”山东尤其是青岛人民,本以为可以脱离苦海,没想到又掉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深渊。
  在陈占彪看来,日本在青岛向德军开战,一方面固然是为盟国英国“排忧解难”,另一面却是报二十年前的“一箭之仇”。“二十年前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贪婪勒索中国辽东,无耻的行径让俄法德三国都‘受不了’了,他们‘友好’劝告日本吐出辽东,日本见犯了众怒,最后让中国以三千万白银‘赎回’。‘小人记仇,十年不晚’”,在分析中,陈占彪先生还给出了一个新颖的论断,“日本攻打在青岛孤立无援的德军,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后来的抗战”。何出此言呢?“军事家蒋百里曾说过抗战名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为中国抗战指出一条正确的路径。可是,这句话据蒋百里自述是在德国森林迷路时结识的一个德国仙翁对他的临别赠言。而这个‘虚无漂渺的仙人’其实是德国人欧斯特先生,他可是当时驻防青岛的德国远东舰队舰长。当初日本人攻下青岛,他被俘解往东京,过了三年的战俘生活,他就专心在东京研究日本。他将自己的研究结果贡献给蒋百里。当然,蒋本人也是日本通。”
  言归正传。攫取在青岛的利益后,显然,日本的野心不止如此。1915年初,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第一号内容便是有关山东问题,在国人看来,字字如刀,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利益,包括胶澳租借地及青岛港、山东省的铁路和矿权,全部分割出去。“他们也自知‘二十一条’见不得人,所以才以秘密外交的方式,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最终,中国政府除去部分内容外,“即行允诺”。
  1918年,日本寺内内阁再玩手段,为确保其在山东的利益,以借款为诱饵,与段祺瑞政府进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称日军会从胶济铁路沿线撤往青岛,且各地所设民政署一律撤销,胶济铁路护路警察,日本人只担任教官,胶济铁路中日合办,不过大站须聘用日员。全权大使章宗祥当即表示“欣然同意”。“换文中的内容表面上是日本人退让,实际上铁路等设施仍在日本控制之中,中国‘欣然同意’,将来无法向国际机构提出申诉,这就种下了巴黎和会上的一大祸根”。
  还我青岛’是五四的起因和口号之一。当初可是全国人民争青岛,保青岛。曾写鸳鸯蝴蝶小说的作家周瘦鹃曾这样雄壮地说,‘须知此青岛者,寸寸为我祖国之土。青岛一日不归我,即一日无以对祖国。苟不得已而出于决裂,则当与中原十万健儿,长驱而东,立马富士山头。大声疾呼曰:还我青岛!请看他日之青岛,毕竟谁家之天下。’可以说,正是五四,把青岛推上历史的舞台”。——《五四事件回忆》编者、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占彪博士(还出版有《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等专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明日便是五四运动97周年,本期关注几个与青岛关系密切的风云人物,有巴黎和会代表,有运动中的学生,还原一些历史细节,希望我们游览五四广场时,能够具有历史的视野和观念。
  顾维钧:难忘那一刻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巴黎和会的历史真相》

  不难想象,说出这段话时,顾维钧仍难掩心中的激动。1919年6月28日,对顾维钧来说,那一天永生难忘,对中国来说,那是一段珍贵的历史时刻,对青岛来说,那一天,开启了城市命运的转折。顾维钧(1888年~1985年),字少川,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素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誉。1919年和1921年任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见证了中国收回青岛的艰辛历程。之后,在青岛报端,多次有顾维钧来青的新闻,为青岛,他曾呕心沥血。
  大家熟悉顾维钧是因为他的巴黎和会上的出色演讲,而实际上,在山东及青岛问题上,他早已积极介入。1915年,就在“二十一条”“在‘全封闭’状态下紧锣密鼓推进的时候,消息不胫而走,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捅出这个天字第一号奇闻的,就是顾维钧”,赵韫在《顾维钧与中国收回青岛》中阐述。这可以算作初出茅庐的顾维钧与日本的第一次博弈。
  顾维钧最精彩的表现展现在巴黎。1919年1月18日,和平会议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史称“巴黎和会”。中国凭借着十几万华工的血泪,赢得了一张难得的入场券。此时的顾维钧心情异常复杂,有喜有悲,喜的是能够作为全权代表参加和会,悲的是就在出使巴黎前的几个月,爱妻唐绍仪之女唐宝玥因染流感去世。尽管曾经因为悲痛打算谢绝任命,顾维钧最终做出了爱国之举。
  几度被刁难,顾维钧仍为中国留下了精彩时刻。1919年1月28日,仅仅经过一夜的思考,顾维钧镇定自若地出现在十人会的发言席上,他操着流利的英语慷慨陈词:“青岛,素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土地归属,从未发生问题……”一篇没有讲稿的演讲词震惊四座,让英美等各国为之惊叹。历史告诉我们,顾维钧的演讲并没有改变山东及青岛的命运,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成为点燃“五四运动”的火种。中国最终选择了拒签。
  不过,历史是有细节的,回忆录的生动之处便在于此。顾维钧在回忆文章中,塑造了一个完美的自己,但却“抹黑”了另一位功臣:王正廷。在他的回忆里,王正廷为了排挤顾维钧,曾在国内散布谣言,称他已与亲日派首领曹汝霖之女订婚。他曾当面问王正廷消息是不是他发出去的,“这时王正廷满面通红,答道:‘是的。’”“想不到代表团内的同僚,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身份的人,竟会由于政治上的目的出此伎俩”。那么王正廷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在和会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王正廷:为青连续而战

  “日本之占(山东),此不仅有害于中国,并且危机世界之治安。许日本在山东有特殊之地位,不啻增加日本在中国统治之权,向使日本一方面开采山东之矿产,一方面使用山东四千万之华民。其为害于世界,不亦大于德国多多耶”。——《远观周报》访谈(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五号)(摘自《五四事件回忆》)

  比起顾维钧,王正廷与青岛的关系更为密切,相信不少青岛人对这个名字也不陌生。在八大关山海关路11号,有一个挂牌:欧式别墅,建于1934年,中国建筑师陈其信设计。初为民国时期外交部长王正廷所有。三十几个字,相对普通的别墅楼,却足以表明,王正廷与青岛的缘分不只是匆匆政客。
  王正廷(1882年~1961年),字儒堂,浙江奉化人。1919年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全权代表之一,坚持拒签对德和约,获得国内舆论好评。“他和顾维钧应该并称‘双雄’”,石源华在《王正廷:曲折多奇的外交人生》一文中,不赞同不少人对巴黎和会“褒顾贬王”的倾向。“在以往的论述中,认为王正廷遇事退缩,作用远不及顾维钧,但他比顾氏更为强硬”。这一点,从王正廷在北京政府下令签约的紧要关头之时可以看出,他甚至违背禁令,通电国内揭露北京政府的训令内容,表示“誓必死争”,痛陈一旦签字,则中国“气馁势孤,永劫不复”,激起国内舆论激烈反响,最终实现中国拒签和约。种种行为,足以表明王正廷的决心,所以他回忆称:“我一生有一桩得意事,就是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诚然,代表之间确实曾有内部矛盾。陈占彪博士告诉记者,要面临着南北分裂和对立的现实。因为中国只有两个席位,可以允许五位代表轮流出席,本来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王正廷、施肇基排在顾维钧之后,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幸好,顾、王二人还是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共同坚守最后底线。不过,在周兆利看来,王正廷其实功劳不小,“国外对他的评价很高,美国著名杂志甚至在封面上刊登王正廷的大幅照片,如果不是王正廷的态度足够强硬,后来接收青岛也不会让他来全权负责”。1922年3月,王正廷以鲁案善后督办的身份,主持接收山东权益。然而,王正廷的山东外交遭到了国人的许多尖锐批评,包括陈干。“陈干一直排挤王正廷,说他出卖土地,做了对不起中国的事情,但当时中国是弱国,能拿回来就不错了。王正廷是现实主义者,他懂得如何同日本人交涉,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实力说多少话,知道如何运用这些实力”,周兆利先生评价说。
  鉴于和青岛缘分深厚,“作为1922年青岛回归谈判‘折冲樽俎,卓著殊勋’的第一责任人,王正廷在10年后选择新开发的‘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筑屋休憩,似乎顺理成章”,青岛城市人文思想史研究者李明说。一位多次为青岛权益奔走的外交家,将青岛这个曾为“他乡”的城市,最终变成了“故乡”。
   本版文/本报记者 张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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