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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写在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之际  

2015-10-13 20:41:16|  分类: 青未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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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杯冷炙有德色”(品读经典)
——写在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之际
王彬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13日   24 版)
2015年10月13日 - sdrzyyj若水阁 - 若水阁
 

  制图:蔡华伟


  今年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1715—1763)诞辰300周年。

  如果没有曹雪芹,在面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时,很难想象,我们将处于何等尴尬的境地。而有了曹雪芹,在面对这些世界文学巨匠时,我们则毫无愧色,因为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学经典媲美。《红楼梦》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学符号与文化瑰宝。

  一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中难以逾越的高峰,首先在于其所折射的民主思想与人文精神。

  《红楼梦》诞生之前有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其后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均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压卷之作,就人物的鲜明形象与斐然文采而言,也是各擅其长。但是,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有一个重要标准,在于其所昭示的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历史潮流。《红楼梦》无疑站在时代前端,而且至今闪烁着明丽的思想光芒。

  在人类社会中,女性地位的高低是衡量社会平等与否的试金石;对待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的态度则是检验作者道德思想的试金石。《红楼梦》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不逊色,重要原因便在于其所蕴含的道德高度,即:对人、对处于弱势的女性的尊重。在中国文学的画廊中,贾宝玉的典型意义在于此,《红楼梦》的人文价值也在于此。

  曹雪芹的笔是丰饶多彩的,遣之于笔端,即便是同样处于底层的丫鬟也遭际不同而各具特色,这是有着严格的时代背景的。在清代,奴婢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白契,一类属于红契。红契是“经过官府税契登记,钤盖有官府印信的卖身契”;白契是指仅由“买主和卖身人凭中签立,未经官府钤盖印信,未经录入‘奴档’的卖身契”。(《清代奴婢制度》,吴庆远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前者在法律上属于家生子,世代为奴,不可以脱离主家;后者则可以通过赎身而重获自由。袭人就是白契的奴婢,因此敢于对宝玉说要离开贾家的话。

  同样是丫鬟,贾母身边的鸳鸯、王夫人身边的金钏儿、玉钏儿以及彩霞这些小姑娘们都是家生子,属于红契奴婢,不可以脱离贾府,到了婚配年龄,由主子指配给身份相当的小厮。而且因为是家生子,主人可以把她们视为玩物而肆意侮辱。贾母的大儿子贾赦看上了鸳鸯,要纳她为妾,逼得鸳鸯赌咒发誓一辈子伺候贾母,最终在贾母故世以后悬梁自尽。更加不幸的是金钏儿,因为和宝玉说了一句调笑的话,最终在井底结束了花朵一样娇嫩的生命。这就是封建制度的戕贼。

  文学是人学,塑造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是作家的重要追求,文学又是人类的灵魂,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红楼梦》通过这些女孩子被摧残的青春与苦涩泪水,宣告了封建制度的必然崩溃。由此,曹雪芹便从他的时代超越、升华出来,而《红楼梦》也由此进入永恒。

  二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派的小说家对小说的叙述方式进行探索,马原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小说《虚构》中采取了把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嫁接的叙述方法:“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有些评论家说,这是马原向西方小说家学习的结果。比如,在19世纪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的短篇小说《我从参议员私人秘书的职位上卸任》中,马克·吐温便以秘书的名义出现。但是,马原小说的源头其实还可以沿着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上溯,比如《红楼梦》。在这部小说中,叙述者已然解构为作者了。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讲述一块无缘补天的顽石到人间游历的故事。顽石把自己的故事镌刻在石头上,故名《石头记》。空空道人发现以后将其抄录下来,带回人间:“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叙述者在这里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叙述者集团,辅助的叙述者以抄录者、更名者、整理者、评论者的身份出现,甚至转化为作者:“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述者是小说的核心。有何种叙述者便有何种叙述形态。小说的写作者总是尝试对叙述者进行各种各样的解构,试图以此为出发点对小说的艺术形式进行探索与更新。《红楼梦》也是如此。相对西方,它至少提前了一个多世纪。

  近年,在我国当下文学作品中,“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呈现一种流行趋势。我们知道,转述语有直接话语、间接话语、自由间接话语与自由直接话语。比如,“他沉吟了一会,我明天一定去”,便是自由直接话语。这里的转述语“我明天一定去”之前,既无动词也无转述标记,但是,在转述语中却出现了第一人称。此外,还有一种亚自由直接话语,比如,“他说,我明天一定去。”在主语后面有表示“说”的动词,无转述语标记,却出现了第一人称。

  有研究者称,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这类残缺的转述语形式源于西方。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在我国,残缺的转述语在《论语》中已然出现,即使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不乏其例,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六回,贾赦想纳贾母的丫鬟鸳鸯为妾,鸳鸯不同意,但她的哥哥与嫂子认可并劝说鸳鸯,鸳鸯于是到贾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园子里她嫂子又如何说,今儿她哥哥又如何说,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索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究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没有任何过渡,叙述者突然改变身份,从叙述者口吻转变为人物的直接声音。

  且不论亚自由直接话语的优长劣短,至少可以说,在技术层面上,《红楼梦》的转述方式与当下小说依然保持着联系,依然为当下的中国小说提供着支持。基于此,研究《红楼梦》就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而且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样式全盘西化,传统文学被边缘化了——如何通过研究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典文学,梳理中国的叙事经验,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三

  雍正七年(1729),曹雪芹随家人从南京来到北京,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去世,他在北京生活了34年。这期间,曹雪芹一直处于清贫甚至困窘的状态。后来,迫于生活,他移居北京香山一带的正白旗军营。他的祖上是满洲正白旗包衣,叶落归根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这里,曹雪芹生活困顿,用友人在诗中的表述是“日望西山餐暮霞”“举家食粥酒常赊”。尽管如此,曹雪芹依然穷且益坚而笔耕不辍,花了十年光阴创作《红楼梦》。这样的精神感动了他的诗友,敦诚在《寄怀曹雪芹》中激励他: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文学对曹雪芹而言,是一种生命需要,是一种未加雕琢的真诚与率直,是温暖心灵的幽燏的炬火,文学之魂就应该附着在这样人物的身上,中国文学传统的根就在于此。穷到举家食粥而十年不辍,这样的精神难道不具有现实意义而值得学习吗?“残杯冷炙有德色”,我们应该坚持操守,做有“德色”之人。纪念曹雪芹、研究《红楼梦》,不仅是缅怀先人、颂扬经典,更是为了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为今之文学乃至当代文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支持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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