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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水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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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管制魔爪伸向文化领域  

2015-08-10 17:17:16|  分类: 人文青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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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育领域驯化青少年,日本侵略者还实施了文化管制,并利用他们控制的各种文化工具,大肆进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奴化教育宣传,麻痹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
    他们把中国人家用的五灯以上收音机一律没收,换成只能收听当地广播的小功率收音机。日伪的广播电台天天播放日本国歌和伪政权的“国歌”《卿云歌》,还有《大东亚进行曲》,以及“旭日升,耀光芒,富士山颠彩凤凰”之类赞美日本的歌曲,到了学校还要教唱这些歌,此外就是黄色歌曲和一些古代的或是低沉的没有朝气的旧歌曲,抗战前带有民族意识的歌曲是绝对禁止的。那时青岛的电影院,多数是日本人经营的,主要是上映日本影片,还演出日本歌剧,内容是宣传日军的“辉煌”战果、武士道精神和打打杀杀的故事。
    事实上,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青岛一度是一块文学绿洲,优美的自然环境,宜人的气候条件,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像王统照、萧军、萧红、老舍、梁实秋、胡适、沈从文、洪深等无数中国现代杰出作家都在青岛短暂逗留或居住,挥毫泼墨,留下了不朽的华章。老舍那时曾在青岛居住达三年之久,然而“七七”事变打断了老舍一家人幸福惬意的生活,也打断了“职业写家”的创作思路,改变了他的人生使命和写作角色——自此,其作家身份中多了一份抗日救亡的色彩,其笔触也不再是优雅和诙谐,多了一份凝重的气息。日本占领青岛后,进行了疯狂的文化侵略,使30年代一度活跃的青岛文坛也顿时变得沉寂下来,呈现出一片“文化沙漠”的景象。
    聂希文说,日本侵略者采取封杀中国文化的政策,凡抗战前出版的书刊,一律禁售禁读,市图书馆和各校图书馆抗战前的书都被“下架”封存,崇德中学的图书馆干脆完全闭馆。
进步学生组织抵抗奴化日寇残酷的镇压和无孔不入的奴化教育,不仅不能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反而更加激发起了人们的仇日爱国思想。在这期间,全国上下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斗争,崇德中学的师生们也加入到了这场洪流中。聂希文说,当时日语课程安排得很多,但绝大多数同学采取了对抗态度。每当日语教师在黑板上写字时,同学们便从后面的窗户跳出去逃走了。等她回过头来,仅剩下前面几个同学,气得她大发雷霆。
    在聂希文的记忆中,当时崇德中学的老师徐叔平,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读了他的 《咏樱花》,表达他对日寇的憎恨和藐视,至今他还记得其中的两句:“若个风流不结子,东风枉费嫁衣裳。”
    当时,徐叔平的长子徐文询在老家诸城参加过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后来由于身体原因,随父来到崇德中学读书,他向同学们宣传革命道理,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和进步歌曲,介绍进步文艺作品。1939年,在徐文询的影响和组织下,当时他们初二的十多名学生自发成立起“大众解放中华民族先锋纵队”,聂希文那时才14岁,也参加了这一组织。
    此时,共产党人李继仁化名曲华来到了崇德中学,他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首先在崇德中学发展了进步学生方勋、尹华、莫易、张辽为中共党员,并于1940年6月建立了中共崇德中学党支部。这些新党员又在一些基础较好的学校、工厂中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市立中学(现一中)党支部及颐中烟草公司党支部。
    与此同时崇德中学在进步学生中组织抗日救国团体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宣传抗日进步思想,抵制日伪或奴化教育。
    组织成立后,在半公开场合下,组织成员把若干富有战斗性和进步意义的歌曲,如 《马赛曲》、《大路歌》、《梅娘曲》、《再见吧,南洋》传唱开来,解放区的抗日歌曲,也在一部分学生中秘密传唱。“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半公开刊物 《一周》的出刊。”聂希文说,为了不引发太大的政治关注,就用了“一周”这样一个朴素的刊名。因为没有印刷设备,他们使用了冻粉制版的最简易而有趣的印刷术进行印刷,一次可印十几张,每期印十来份,在组织成员和进步学生中秘密传阅。
  抗战胜利60周年时聂希文获得过一枚奖章 记者 王建亮 摄
秘密建立红色“图书馆” 在当时的日占区,连抗战前出版的一般性书刊都成了禁书,可读的书甚少。“由于日寇的查禁,我们没有课外书读,但我们当时迫切需要进步书籍充实自己的头脑,因此我们不惜冒着很大风险去搜寻进步图书。”聂希文回忆,当时,日苏订有互不侵犯协定,苏联在上海设有“时代出版社”等文化机构,出版一些苏联的文学书籍、杂志,他常常冒着风险买这些书刊藏在家里偷偷阅读,怕被邻舍的敌特机关发现,家人经常帮他把读过的这些书放进炉灶里烧掉。“烧时在锅里放进绿豆和水,我则站在院子里看着,有无火光从烟囱里冒出来。”聂希文认识一位姓王的市图书馆的管理员,经常偷偷借给他一些下架的书。他不仅自己阅读,还拿到学校里借给要好的同学。有时大家对上课讲的内容不感兴趣,便偷偷地把这些书放到桌下阅读,具有爱国心的老师看到,便悄悄提醒:“千万别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要惹大乱子的。”
    一次偶然机会,他们了解到学校后楼的顶棚上藏着一大批进步书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场秘取“禁书”的战斗开始了。一天深夜,赵宝麟、王允桢和聂希文等几个人悄悄地把学校密室的大锁启开。“眼见一大批藏书,真像许多故事传说中叙述的寻到了无价珍宝那样欢欣。”聂希文说,他们的任务是选书,在黑暗中用手电筒照明,在大堆的书籍中认真挑选。挑好后,他们用被单包好背到楼上旁边的宿舍里,塞进床底下先藏起来。“我们就是这样一本本地挑选,一包包地背出去,真像历史上玄奘经过千难万苦去取经一样,把这批比‘真经’还珍贵的书籍取到手。”后来,这批书籍连同过去从其他渠道弄来的进步书籍一起,分别进行存放并使之流通,形成了地下图书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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