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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水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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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定林寺中的楼堂  

2015-07-17 09:10:45|  分类: 海曲·文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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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林寺中的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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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记者张琳
  小时候听大人拉呱,说的是浮来山下有一个人当年闯关东,在与东北人闲聊时,兴致勃勃地叙述着家乡的美好,关于浮来山的传说,关于白果树的故事,正说得起劲时,东北人突然打断话头问道:你真是浮来山那边来的吗?那我问你,大白果树上有几个竂(树上结的瘤子)?说不准你就不是浮来山人。那人没有答上,却顺手将东北人的大烟袋夺过来,反问道:这荆棵根子烟袋杆上有几个疙瘩?说不出来这烟袋就不是你的。随后二人哈哈大笑,因为他们彼此都把最熟悉的东西忽视了。
  小故事蕴含着一个大道理,就是人们常常会把自己身边的事物忽略,像对常常相聚的人,以及常从眼中流过的景色。
  近在咫尺的浮来山,年少时就常去,直到近几年,去得更加频繁,因为要陪慕名而来的客人或朋友,所以一年总有几次甚至十几次前去走马观花的游览,但真正要深度解析定林寺中的楼堂,那还需再次拜谒,实地考证一番。
刘勰故居——校经楼
  千年古刹定林寺,雄踞于浮来山主峰浮来峰下,始建于南北朝时代,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全寺南北长95米,宽52米,总面积4940平方米,整个建筑分前、中、后三进院落,以“大雄宝殿”为主体,向前向后左右展开,东西两旁对称,依山势向后逐级升高,大雄宝殿建筑雄伟,飞檐螭首,雕梁画栋,轩敞明朗,典雅大方,颇具北方古建筑风格,定林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刘勰晚年遁迹之地,现已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悉,现有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重修,明代以前的面貌和规模已难确知。
  从古老的银杏树下进月洞门,有一所清雅小院,便是定林寺中院。院内垂槐罩地,青桐参天,桐槐深处,有一幢二层小楼,玲珑有致,造型古朴,门匾上镌刻“校经楼”三字,为郭沫若先生1962年亲题。此处佳木蓊郁,紫藤飘香,静谧优雅;楼墙一侧附满茑萝,绿叶莹洁,为小楼增添了几许幽幽古意。
  据《南史》载:“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此楼乃当年刘勰校经藏书之处。刘勰于此,晨钟暮鼓之余,埋头校经,直至圆寂,埋骨塔林。浮丘塔林不只代代相传,且有资料可证。据《高僧传》:“隋仁寿中岁,昙观奉敕送舍利于本州(莒州)定林寺。”明嘉靖《青州府志》、清嘉庆《莒州志》均有此类论述。可惜塔林为清康熙七年(1668年)大地震破坏。后人哀悼,题咏崖壁:“铁佛悯莒归地府,彦和碑碎遗荒坟。”当年定林寺最后一位主持僧佛成(卒于1942年前后)在世时,曾多次指点刘勰的墓塔遗址就在寺西。每年清明节和“浴佛节”(农历四月初八),佛成总要到遗址前做佛事,以示纪念。
  刘勰出家后即回到祖籍莒地浮来山定林寺,主持佛事,并潜心研读校定佛学经典。传说刘勰定居浮来山后,每日走出定林寺后门,登上佛来峰顶,在一块巨石上坐定诵经。一日,刘勰正专心诵经,忽然一阵山风飘过,把两卷佛经吹到半空,不知去向,刘勰无奈回到寺里,一眼看见大佛殿后的高台上端端正正放着那刚刚失落的两卷经书。这座土台高不过六尺,方长不出三丈,但背坡向阳,苍松翠竹,天然屏障,正是静心读经的好地方,于是刘勰选定这方宝地,亲绘草图,建成二层楼阁,取名“校经楼”。
  校经楼几经沧桑,几度兴废,至清顺康年间原校经楼因失修将倾,此间楼西毗庐殿亦毁。康熙五年(1666年)重修定林寺时,将毗庐殿与校经楼合并一处,上层塑毗庐像,底层仍称校经楼,民国十八年(1929年)毗庐像偶被拆除,住持僧佛成居为僧舍。刘勰遗作及本寺经卷仍存在这里,校经楼之名,依然闻名齐鲁。清嘉庆年间奉政大夫莒邑名士张竹溪为浮丘八观写的其中一诗曰:
  东阳车下博文明,燔发归充退院僧。
  贝叶手编云外寺,莲花心印佛前灯。
  高人遁世原无闷,才子谈经定上乘。
  天为生公留福地,一声梵呗远山应。
校经楼前说刘勰
  刘勰(约公元467—520年),生活于南北朝时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据《梁书·刘勰传》载:“刘勰,字彥和,东莞莒人”。他是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代。刘勰的父亲刘尚,担任宋国的越骑校尉。大约在元徽二年(474年),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叛乱,进攻建康(南京)时,刘尚作为校尉在战争中阵亡。当时刘勰年仅七岁左右。
  爷爷、父亲都是在三十岁左右去世的,虽然自己算是士族家庭,但是家徒四壁,穷困不已。刘母省吃俭用,安排刘勰入私学苦读,诗书礼易诸般娴熟。此时国家十分重视儒家文化,刘勰深受浸染,加上他士族家庭的出身,从小就立下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到永明四年(486年),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操劳过度撒手人寰,二十岁左右的他庐墓而居进行守丧。
  永明八年(490年)四月,齐武帝下诏,要求公卿以下举荐贤人文士,授予相应官职。就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刘勰似乎看到了光明,决定离开京口,前往京城碰碰运气。
  没有人能够答应刘勰提携推荐的请求,刘勰只能先找个地方吃饭,于是他想到了颇有名气的钟山上定林寺。
  当时上定林寺住持是僧祐,俗姓俞,祖籍江苏邳县,十四岁时离家前往定林寺逃婚。二十岁正式受戒,很快成为佛教律学大师。刘勰选择投身寺庙,一是可以免去劳役,二是能够满足温饱,三是可以安心读书(寺庙中有众多典籍之书),四是有机会能够见到政界上层人士,万一老和尚能够推荐一下,或者有哪个达官贵人看重自己,岂不是能够青云平步?正巧僧祐在整理经藏中也缺少抄录之人,便答应了刘勰的请求。
  刘勰文学功底深厚,对佛理研究相当娴熟,于是僧祐便将定林寺的经藏整理工作交付给他,同时让他帮助自己整理自己的著作《僧祐法集》。在此七八年间,朝廷动荡不已,皇帝数次更换,他也难以跻身仕宦。在整理完经藏之后,他就想建立自己的学说以垂后世,于是三十二岁的他开始写作《文心雕龙》,前后历时五年,终于在天监元年春夏之间,书成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全书十卷五十篇,三万七千余字。
  耗费心血,写成此书后,心中总想,应该找个明白人来鉴定一下自己的才华。于是想到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家族社会地位显赫。历仕宋、齐、梁三朝。
  天监元年(502年)四月,萧衍即位后,改国号为梁,封他为建昌县侯,天监二年(503年)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此时沈约六十三岁。也就是在这一年秋季的一天,三十七岁的刘勰打听到沈约有事出门,就将自己打扮成货郎模样,早早等候在沈约经过的路上。等到沈约车队经过,他拦截跪在路上,要求拜见沈约大人。于是两人得以认识交谈。沈约认为他深得文理,十分器重,向朝廷推荐了他,于是被朝廷命为“奉朝请”。这个职位没有什么实际事情去做,是个荣誉职位,只是说明他已经进入仕宦行列而已。
  天监三年(504年)正月,皇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担任中军将军,开府置佐。由于王爷非常好佛,经常去定林寺拜见僧祐,因此,在僧祐推荐下,自己一开办府衙,就聘请了刘勰为记室,约为七品。刘勰自此以后实现了以求闻达的诉求。
  天监七年(508年),武帝下令组织三十多人的僧俗班子进行抄撰经要,由于刘勰以前在庙中生活过,武帝命他参与。到次年四月,完成《众经要抄》后,改任车骑将军王茂的仓曹参军。这是一个后勤管理的职位,刘勰可能也是干得不错。次年春,在王茂的推荐下,他担任太末县令。这个县位于浙江省中西部,今天属于衢州市。三年的勤政亲民之后,到天监十一年返回京城。
  此时一项新的职务在等着他,那就是皇帝的四儿子、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东宫乃是昭明太子,一向倾心文学又喜佛学,刘勰的到来,令他高兴异常,随时求教,相谈甚笃。应该说这一时期是刘勰非常得心应手、自得自在的一段日子。由于他撰写《灭惑论》及上书建议二郊农社祭祀不用牺牲而受到梁武帝赏识,天监十七年,在通事舍人职位上,吏部任命他为东宫步兵校尉,为从六品。这是刘勰担任的最高官职了。而在这一年,对他厚爱的僧祐和尚驾鹤西去,这令他伤心不已。
  南朝是我国佛教事业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笃信佛教的人极多。僧祐的去世是梁王朝的极大损失,他不仅是皇帝的佛事顾问,而且他一生经营的定林寺和建初寺收藏了大量佛教经藏,一下子没有人能够整理校定了。梁武帝曾经舍身事佛,对佛教的信仰十分虔诚,他尤其注重整理释典。如今僧祐身后的这项大事,遍览朝廷众臣,从事官员事务的人可真不少,但是从事这一整理事务,唯有刘勰堪当大任,不仅因为他对定林寺经藏熟悉,而且他深得佛理。天监十八年(518年)春,梁武帝下诏,免去其东宫步兵校尉之职,命刘勰与沙门慧震入定林寺撰经。
  面对眼前堆积如山的佛典,想想自己的一生,想想自己年少时曾经立下的志向,“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想想曾求仕途发展而拦截沈约座驾,俯身侍奉权贵,想想谨小慎微、兢兢业业辅佐王爷,想想自己本想通过参佛而谋求发达,谁知道如今却让自己以参佛为业,想想自己无妻无子,而今年逾古稀,皓首穷颜,不禁倍感苍凉。
  他决定出家了,于是上书武帝表明心迹,不久武帝御批,赐法名慧地。时在大同三年(537年)。
  在刘勰接到这一御旨时,该是感慨万千,甚至会泪流满面。之后他毅然北游回到家乡莒地,来到浮来峰下的定林寺,孤灯清影,残度晚年。
  大同四年(538年),在孤独寂寞当中,刘勰驾鹤西去了。
  千年古刹定林寺中的“校经楼”,现已辟为刘勰生平陈列馆。馆内塑有刘勰像,陈列着各种版本的《文心雕龙》及历代研究文献。丰厚的资料珍藏,曾令史学泰斗发出“绝仰千古”的赞叹!山东大学陆侃如先生的研究著作也在其中。而陆先生所起草的刘勰生平,经蒋维崧先生亲笔手书在刘勰塑像后面的屏风上面,真是字字珠玑,珠联璧合,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如今,许多“慕名”前来游览浮来山的,这所“慕”之“名”,并非只是那天下银杏第一树,还有更重要者———刘勰故居校经楼。寺庙内外,亭阁之间,有读不完的证史、碑文,国内书法大家蒋维崧、武中奇、启功、赵朴初等都有笔迹留于石碑之上,而学术大师和政坛要员也时常来这里拜谒刘勰……
三教堂前话三教
  校经楼后院有一个特殊的院落———三教堂,里边供奉着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可见老祖宗的思想是开放、包容的。或许,刘勰的思想之所以那样博大精深,也与此有关。
  三教堂:儒、释、道三教合一,同殿而拜,也是浮来山定林寺一大奇观。三教堂,儒、释、道共事一堂,同殿而列,这个存在千年的奇迹被称为是山东省内唯一的一处(导游词,此说待商榷)。之所以成为这个唯一,想必是有些历史依据的。
  儒、释、道三家,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弃不一。汉武帝独尊儒术,梁武帝尊佛教为国教,唐太宗特崇道教,对后世影响颇深。但佛、道之争,几起几落。唐代武则天主张尊崇“三教”,平息教争,各地遂设“三教堂”(至今峨嵋山、恒山等处尚存),不同宗教信仰的教徒可同堂礼拜,实在是化解矛盾、调和争辩的好办法。
  浮来山三教堂创建于晚唐,是定林寺的附属殿堂,供奉着儒、释、道三教始祖塑像。此堂庙会并无香火,晚清至民国初年,二、八月逢丁日,州官礼房与邑绅前来兴礼祭典。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于唐。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但直至唐代才始以儒、释、道三教名流讲论,并渐由讲论而趋于融汇调和。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一文,通过对唐代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三教讲论导致了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显然,宋人理学,唐人已开其先绪。至宋,宋儒周敦颐辈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及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
  浮来山定林寺内的三教堂为单体建筑,坐北朝南,平面形制为正方形,规模较小,面阔进深各三间。屋顶形制为二层檐歇山顶,二层出飞,一层不出飞灰,下层出廊,石质廊柱,斗拱用材较大,四铺作单下昂,琴面式真昂,上层转角斗拱后转二跳抄头上45度斜置抹角梁,由昂后尾架于其上,再承采步金及金檩荷载补间铺作一朵,耍头后尾成镏金式挑承金檩。色筒板布瓦铺制屋顶,四角柱侧脚,整个建筑建在长13.5米、宽11.9米、高1.4米的石砌台基之上,无柱础,石台前刻有“重修石台袁世节施舍石窝”题记,无年代记载。
  集儒、释、道三教为一体,唐代初开讲论,至明代开始,儒、释、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释、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
  从明代儒、释、道三教合流观念的变迁来看,初期合流不过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而至中期以后,士大夫或逃释,或趋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势,无不说明理学已是穷途末路。尤其是一些儒家异端分子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从而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以儒家为主,兼揉佛道,在社会管理与控制中也得到运用,同时大量的三教堂也已建立起来。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形下国家对这种情形都予以认可,这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儒家独尊的思想仍是正统思想的主要方面。民间建立的三教堂及其所供奉的神灵,释迦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将儒家居于末流,在正统人士看来是有辱圣人形象的。笔者曾有幸拜读过赵德发先生的散文《在三教堂酿一缸酒》,想想那缸醋的酸味,还真是让人皱眉。
  文化具有包容性也有多样性,各个文化都会相互影响,但他们都是一个独立的方面,儒教这个也就不好说,因为其实可能就没有儒教这个教,一般人都称儒家学说,而道教与佛教又是两个不一样的教,其发源地就不一样,最多只能说他们是相互独立又是相互影响的,共同点是强调道德修养。
  譬如佛教是教导行善,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不饮酒。
  儒家是教导修身,强调仁、义、礼、智、信,注重培养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平。
  道教教人不要贪心,少欲、知足等。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浮来山,一座海拔不足300米的小山,却因一棵4000岁的古银杏树蜚声海内外,因刘勰的隐居著书而饱浸文化气韵,因有一座年代久远的三教堂而闻名遐迩,在对世世代代人民的庇佑和守望中,成为福与寿的代名词,成为远近闻名的福山寿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015年修正)
  第十条 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
  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等的事业性收入,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国家鼓励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第十一条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国家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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