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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不言商  

2015-03-05 10:43:24|  分类: 连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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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不言商

    商明晓
   在商言商,意思是商家站在经商的立场上,以商业的方式处理和解决商场上所发生的问题。在商言商,显示着一种市场公平,是保证各方利益都趋于最大化的唯一途径。人们经常会指责抱怨商人在其商业活动中,眼睛盯着利益而不顾及人们之间的感情和友谊,甚至冷淡扶危济困的道义行为。基于对商人重利不重义的认识,人们给了商人很多诸如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等评价,其实这些评价往往缺少理性,商人逐利,符合商人的职业特点,是商道的基本要求,在商言商体现着一种童叟无欺的公正,不应受到指责和抱怨。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士农工商”的排序说明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历史上商人之称就有贱民之意。周灭商后,当局将商朝遗民迁移并严加管束,为与周朝人区别,就将他们称为商人。这些被集中管束的商遗民,由于失去土地无以为生,只好东奔西跑做买卖,当时人们是耻于此业的。随着民族融合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成为从事商品买卖的职业专称,最早被歧视的地域含义被淡忘,商人成了生意人的代称。《韩非子》把商人称为“五蠹”之一,这虽不公正,但也说明当时对商人的态度。孟子曾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夫始矣。”这话的大意是商人想把所有的商业的利润全收罗干净。人们都认为他太卑鄙,所以向他征税。这些观点,被后人广泛认同,即使到了清朝中期,进步的思想家龚自珍还坚持“重农桑,抑贾人”。
   商人们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保证其财产和自身的安全,他们一方面对官府小心恭敬,但凡国家有灾难、战事等,商人们都要慷慨解囊,权贵们搞个红白喜事之类,商人们都是要主动报效,以换取官员的欢心。另一方面就是买官,以捐款的名义花巨资买回一个没有实际权利的红顶子,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商人的地位,在朝廷百官眼中,他们仍然是可随意盘剥的对象,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很尴尬,社会地位的排序是不可变更的。清朝所谓的红顶商人,其实也就是让他们出来捐钱,以无职无权的红顶子,换取商人的钱财弥补朝廷财政的亏空和不足。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人不论多有钱,也不敢过分地张扬,回家乡建个大院可以,要想到皇城里显摆,没门。今天的商人报复性地颠覆以往的历史,已经远不是张扬的问题,简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其先辈若地下有知,肯定是羡慕嫉妒恨。
   精明的现代商人,他们认识到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仅局限于在商言商是不够的,要想图谋更大的发展,获取更多的财富,必须有政界要人的庇护。于是,他们打破以往的规矩,在商而不言商,把注意力从市场转向了官场,交易内容从有形的商品变成了无形的权力,上演了一幕幕官商勾连的丑剧。千方百计地傍上官员,利用自己的种种关系,占尽了先机,破坏公平,危害社会,让老百姓对官员失去了应有的信任,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14年查处的湖南省衡阳市贿选案就暴露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商人花钱傍大官;二是商人花钱买人大代表。这个市所选举产生的76名省人大代表中,就有56名是靠花钱买选票,人均达到200万元,入会的527名市人大代表中,有518名人均收受贿赂超过20万,68名会议工作人员人均收钱接近15万。93名省人大代表候选中有44名各类商人,几乎挤占工人、农民的全部名额。15个工人的代表席位全部让商人占了,13个农民代表名额中,除3名农村党支部书记外,其他10人都是商人。衡阳的案子其发生发展过程很可以说明当代商人的价值观:当商人必须傍大官,傍不上大官就什么事也办不了。一位当地的商人说,在衡阳,只要你傍上了大官,事就好办,只要你肯花钱,为你办事的官就好找。如果不花钱,当地官员吃拿卡要麻烦不断,最终钱不少花事却办不成。只要当上人大代表,对官员就形成了一种制衡,人大代表不仅有被选举权,更有选举投票权和对官员的监督权,比早年花钱买个红顶子管用的多。
   如果说商人有时为了自己的生意,利用一些官员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虽然不是好事,但也能说得过去。但有些商人胃口大的惊人,其触角涉及到了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四川的刘汉,既是一个不法商人,又是一个黑社会的头目,而且在官场上还有“权倾朝野”的威风。据说在四川省内外,很多人都知道刘汉是有大背景的人物,能够左右当地人事安排,是个名副其实的地下“组织部长”。对于能带来利益的官员,刘汉可以帮忙官员们提拔升迁,这使得刘汉的敛财之路更加畅行无阻,而对于挡他财路的干部,他也有能力予以清除。2000年,刘汉想在小金县开发四姑娘山旅游项目,时任县长不同意。刘汉留下一句话:不给我项目,你这个领导就当不了。果然,这位县长不久就被调离小金县,刘汉顺利拿到该项目。当地人透露,刘汉在当地政坛有极不正常的超能量,干部想进步,找刘汉比找领导还好使,所以他坐拥400多亿资产,并不奇怪。
   商人在商不言商,而是朝着官员和官场发力,这不能全怪商人,只能说明法律、制度的缺失,市场机制不健全,从这个角度说,商人在商不言商,也是一种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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