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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政商关系  

2015-03-04 09:24:58|  分类: 连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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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政商关系

    商明晓
   贪官身后必有不法商人,已经成为贪官的标准配置。每一位官员的入狱,就会有一些商人担心自己被供出而提心吊胆;每一位商人被调查,也会有官员怕自己被牵连而心惊肉跳。事实上,官员和商人在被调查取证的过程中,总会有一部分商人和官员随后跟进,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协助调查,那些确有受贿和行贿的问题者,最终难逃牢狱之灾。贪官忏悔自己交友不慎,落入不法商人的陷阱,几成犯罪原因的标准答案。云南商人武克钢指责某些官员,简直是把腐败当成了事业来做。湖北首富兰世立,2014年2月17日在武汉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当谈到政商关系时说出了“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的惊世之语。
   一个处长就能搞死一个大老板,是不是兰世立判断能力出了问题,对处长的能量和作用的认识出现了偏差?然而,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环保局原局长陈柏和的电话录音,却证明兰世立所言不虚。陈柏和与其他人商量如何勒索辖区内企业的钱财时说,以他今天的职位,“分分钟可以搞垮一间厂”、“8个街镇,每个都交100万,做两次就可以收手,你看他敢不敢揭发。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就算没有我陈柏和做,一样会有陈二,陈三、四会做。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找一两间厂,到了那里打麻将,就可以盯死那些厂长,他们就会乖乖送钱给我了”。清远市下辖的区环保局长,科级干部而已,就能“分分钟可以搞垮一间厂”,那么,一个处长搞死一个大老板就应该不是危言耸听。这一个老板和一个官员从不同的角度说的话,起到了相互印证的作用,其真实性似乎不用怀疑。但如果细细推敲,又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和分析。
   首先,从老板角度分析,一个大大的老板,就可以被一个处长搞死,应该先问他从哪里下手,如果企业守法经营,处长即使能力超强,也没有办法把一个老板搞死,因为在现行制度下,总有依法、说理的地方。兰世立的说法是把企业置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只能任由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宰割,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兰世立接受采访时,曾说自己被四抓四放,这一过程显然不是哪一个处长或局长或省长说了算的,最后以偷税漏税罪判刑,应该算是具备“硬件”,其结果是以法律为准绳的必然,罪有应得,不存在是某一个什么长的主观意志。显然,他的说法太过极端,他表现出来的是两种情绪:一是不服,对自己违法犯罪认识不到位,有怨气;二是恐惧,对制度和法律缺乏信心,怕被搞。其次,从局长角度分析,“分分钟可以搞垮一间厂”,说明政府绝对处于强势地位,官员手中的权力无所不能,执法人员的行为没有任何制度监控和法律约束,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全凭官员的好恶,这种说法显然是在吹牛,同样很极端,他所表现出来的同样是两种情绪:一是腐败权力的蛮横,认为有权力便可为所欲为;二是他不认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而是祖上传给他的铁帽子。
   这两个人的话都很极端,都是不正确的,但为什么两个聪明人从不同的角度却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呢?如果剔除老板的恐惧和官员的腐败,应该说企业的生存环境是有问题的。中国的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是全方位的,这从企业的具体行为中就能得到印证:企业的年终总结,工作报告,包括请领导赏脸吃饭,都会表示对企业提供支持的多多感谢;企业常说的外部环境,实际上就是指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关系而言;企业的公关指向基本上就是与其相关的政府机构,公关的方式各有千秋,但主要路数是给官员输送利益。就常理而言,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不违法就不会被搞死,若有违法,相关机构介入,那是正常执法而不是去搞死谁。
   问题就出在目前的实际情况,有很多事情是有悖常理的。一方面有些官员私欲太重,其行为有违他的职业要求,严重伤害了官员的群体形象。就是这些害群之马,让人们对官员的官德,政府的公信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是企业有不适当的行为,突破了应当遵循的规矩和不应触及的底线,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自然就会麻烦不断。河北有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据说他为了企业的问题,请了几位官员吃饭,饭是吃了,但该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着落,孙大午就派人按照AA制的原则,索回了受邀官员应摊的饭费,为此,有的人称他是午字出了头,成了孙大牛。在当地,孙大午陆续和土管、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打过官司,大午集团的外部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后来,孙大午以“非法集资”名义获罪,一时间,引发各种议论。但不管议论有多少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一点可以肯定,孙大午获罪是因为非法集资,而不是因为索要AA制饭费和与政府部门的官司。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孙大午没有经营出良好的政府关系,实际上是在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西方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并不是决定企业环境的主要因素,而中国则不同,政府的资源和政策,往往需要企业去努力争取,企业发展往往更多的是依赖政府而不是市场,这就产生了官员“分分钟可以搞垮一间厂”的狂妄,企业有怕被一个处长搞死的恐惧。只有建立起完备的、刚性的法律和制度,让所有的权力都在公开透明中接受监督,让所有的经营都在法律的许可内运行,企业与政府双方就能走出权力极端的认识误区,建立起科学的政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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