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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 30年恩怨  

2015-12-02 11:26:54|  分类: 旧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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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和李鸿章的 30年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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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狂”,一生以诸葛亮自诩,大话连篇,连左夫人都听不下去而取笑他;左宗棠“二”,骂一手提携自己的曾国藩,和李鸿章对着干,连亲家郭嵩焘(晚清外交名家)都要和他断交;左宗棠“直”,严峭刻深,连曾国藩这样有气度的人都受不了。左宗棠脾气大得不得了,甚至盖过了他的名气和才气,人称“左骡子”。
  李鸿章小左宗棠整整十一岁,自谓“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比左宗棠要成熟稳重得多。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人称为“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死后梁启超为之立传,书名“晚清四十年史”,可见其一生功业命运与晚清相始终。李鸿章“权倾一时,谤满天下”,平生遭受弹劾达八百余次,但他还能忍辱负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性格更类“徽骆驼”。左宗棠 (资料图片) 李鸿章 (资料图片)
左李好骂人
  左、李都喜欢骂人。
  左宗棠才气过人,也盛气凌人,有霸术更有霸气。即使对于众人敬畏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也是称兄道弟(左小曾一岁),丝毫不愿居于其下,遑论其余,只要看到不顺眼的人和事,必然要大声呵斥。但有个特点,终其一生,骂人的强度与烈度随着官职的提升而日渐趋弱。晚年时,也许是人人都知道左侯爵脾气,大家当面都陪着小心,左宗棠无人可骂,只是逢人便骂曾国藩而已。
  左宗棠最出名的一骂是“王八蛋,滚出去”,为此几乎搭上性命。
  这一骂是发生在咸丰八年(1858年),引发了闹得沸沸扬扬的“樊燮案”。当年举人左宗棠以“师爷”身份(无正式官衔的幕僚)辅助湖南巡抚骆秉章,掌握军政实权,省内大小官员来见,都要行礼参拜,偏偏永州镇总兵樊燮不买账,认为自己是朝廷钦授的正二品武官,坚持不向左宗棠请安。结果,左上前一脚踢翻樊总兵,还大声呵斥“王八蛋,滚出去!”
  事实是否如此戏剧化,有待考证,但左宗棠连“恩人”曾国藩都敢骂,可见此事绝非空穴来风。结果,骆秉章及左的至交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人,与以湖广总督官文为靠山的樊家,在咸丰皇帝面前打起了官司,咸丰皇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后来左宗棠因朝中有人力保,得以逃过一劫,樊燮则无奈丢官回家。樊燮受此奇耻大辱,就把两个儿子关在楼上,命其穿上女人衣服,直到考中进士、名列翰林,在功名上超过左宗棠(左一生未中进士),才能换回男装下楼。据说从前樊家楼上还留有“左宗棠可杀”五字,可见怨恨之深。这个例子可说明,左宗棠火爆的性格,往往容易无端树敌。
  李鸿章性子也好谩骂,越是亲近的人越骂得凶,到最后,左右的人会视骂的轻重次数,来预测被骂者受宠信的程度。据说,李鸿章晚年曾外放两广总督,当时有一个谙熟李鸿章脾气的人,故意和布政使(是巡抚即省长的主要副手)闹起了矛盾。别人劝他,想得到提拔还和上司过不去?那人是武官,性格憨直,说“没关系,前天李中堂已经骂我滚了”,一时传为笑谈。
  李鸿章的骂,往往还有情分,左宗棠的骂,总是不留余地。
  李鸿章手下有个管粮草的小官叫鲁白阳,是淮军名将聂士成的亲戚。鲁白阳在淮军中久不得志,知道李鸿章和左宗棠关系不佳,于是偷拿了淮军账本深夜投奔左营,大约是账本上有淮军的不法记录,想以此邀功请赏。但左宗棠见事极明,话也说得漂亮,“吾属皆军人,奚肯以此中伤同类?”便打发鲁白阳回去了。李鸿章得悉后,深恨鲁白阳。后来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鲁白阳选定李鸿章上班必经之地,死乞白赖站了一年多,天天让李鸿章看到。有一次李鸿章忍不住说“趣行勿溷”,意思是赶紧走吧,别烦我了!但最终还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外省的职位。时人既佩服左宗棠之度,更钦佩李鸿章之量。
  李鸿章性格诙谐,喜欢调侃人,至老不变。曾有位湖南秀才到天津直隶总督署见李鸿章,才谈了没几句,李鸿章突然问道:我听说湖南人大多都入了哥老会,你是不是其中成员?这位秀才性格并不文弱,很镇定地回答,如果我是哥老会,您就是安庆道友(意即江湖中人)的头目了。李鸿章哈哈大笑,并不生气。李鸿章喜欢性格刚强的人,下属有来拜见的,他一定会目不转睛地看,有些人被看得汗流浃背毛骨悚然,李鸿章便痛加斥责赶走,假如来人镇定自若,他最后就会笑出声来。
意气之争耶?
  清同治三年(1864年)夏天,左宗棠举报曾国藩欺君罔上,曾国藩当然大为不爽,本来协力作战的曾、左自此形同陌路。
  四年之后,左宗棠“故伎重演”,这次中招的是李鸿章。
  镇压了东南地区的太平天国后,左、李奉旨各自率楚军、淮军追剿游走华北的捻军。1868年8月,捻军张宗禹部在重重包围下,全军覆没。战后论功以淮军居首,李鸿章荣升协办大学士。左宗棠怀疑李鸿章所言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而死的说法,率军四处搜捕。李鸿章气愤难平,写信给曾国藩说“(左宗棠)阿瞒本色,于此毕露”。本来就不甚投契的左李,也正式交恶。
  左宗棠睥睨一切世俗的成法,加上强硬不服输的性格,使得他无法与师友“和谐”相处,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不仅曾国藩,在“樊燮案”中四处为左宗棠奔走的亲家郭嵩焘、同壕战友沈葆桢(曾接手承办左宗棠创立的福建船政)等人,后来都一一与之关系破裂。相比之下,李鸿章虽也跟曾国藩闹过意见,一度负气出走,但终生奉曾国藩之教诲为圭臬,即使与左宗棠话不投机,但较少冲动行事。曾国藩曾特地写信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
  李鸿章与左宗棠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都是少负大才,中经困顿,晚年以衰龄还荣膺重任。其谋事之勤,体国之忠,均不愧为一代名臣。可是民间有关左、李不睦的传闻很多。
  传说,有次左宗棠去见李鸿章,李鸿章出来迟了。联想起李鸿章宠爱小老婆的传闻,左宗棠讥讽道“与如夫人洗脚”,意为你为了小老婆不惜轻慢大臣。李鸿章毫不示弱,脱口而出“赐同进士出身”,一下讲出了左宗棠仅是举人出身,无进士功名的心病,结果两人从此见面都绕着走。
  但严格来说,左、李意气之争的背后,其实源于深层次的政见之争。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高层内部爆发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就是左宗棠与李鸿章这对政敌一次结结实实的“火拼”。
  自从1874年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提出朝廷应向海防倾斜以来,一百多年间,“海防与塞防之争”,渐渐演变成主战派与投降派之间的“爱国与卖国之争”。其实,此次大论战的实质,是国力日益衰微的大清帝国,如何在东部沿海与西北边疆两个战略方向上,分配有限战略资源的政策大讨论。所有中枢名臣及地方大员都参与其中,自由发言,为慈禧太后等最高层决策者献计。
  李鸿章力主加强海防,目的在于防范强势崛起的日本,左宗棠强调塞防与海防并重,反对削减西北战费,也是着眼于解决阿古柏入侵的燃眉之急,遏制觊觎新疆的沙俄及英国的气焰,以后的实际历史演进,固然证明左宗棠收回相当于六分之一中国领土面积的新疆,功在千秋,但李鸿章所担忧的东部沿海危机,最终也全面爆发。一定要以“爱国还是卖国”来褒贬二人,似亦有失公允。
  此次有限范围内的“民主大讨论”的结果,是清廷采纳左宗棠一派的建议,作出“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决策。当时清帝国一年的平均财政收入是8000万两白银,从1875年到1884年(即左宗棠西征中后期)的10年间,塞防经费花了8000万两,而1885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10年间,海防经费仅有3000万两。从这个角度看,塞防还是稍稍优先于海防。
挽联述心迹
  1872年,61岁的曾国藩病逝于南京两江总督官署。曾家人意外地收到了远在西北征战的左宗棠送来的一副挽联,上书:“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挽联落款为“晚生左宗棠”。
  此乃左宗棠平生唯一一次对曾国藩以“晚生”自称。本来还怕“左骡子”说出什么让人难堪之言的曾家,这才放下心来。
  1885年,74岁的左宗棠在中法战争前线的福州去世,李鸿章也送来一副挽联:“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争,唯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周旋”二字,道出李鸿章与左宗棠30年的恩恩怨怨,“矜而不争”与“和而不同”语意相近,算是对两人关系最好的注脚了。笔下颇有惺惺相惜的感叹,也明明白白讲清楚了,在李鸿章心目中,与左宗棠之间非一时意气之争,仍然尽心于国事的政见分歧。
  一页无比沉重的晚清史,正因为有了曾、左、李之争而跌宕起伏,不乏精彩。(据《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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