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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吕坤  

2015-12-10 15:38:16|  分类: 齐鲁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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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应该“以伊尹之志为己任,以社稷苍生为己责”,致力于民务,关心民瘼,清正廉洁。“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居官有五要,休错问一件事,休屈打一个人,休妄废一分财,休轻劳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钱。”

吕坤:视官事如家事 体民心以己心


吕坤 - sdrzyyj若水阁 - 若水阁
  吕坤墓园门坊
吕坤 - sdrzyyj若水阁 - 若水阁
  吕坤画像
■ 政德明鉴
  □ 本报记者 卢 昱

  万历十五年(1587年)四月,吏部稽勋司郎中吕坤出任山东济南道右参政。
  到济南赴任时,吕坤随身携带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满载主人对宇宙、人性、命运、时事、制道、物理、人情的观察与思考,已被增添删减二十多年。六年后,吕坤将其刊印成书,名曰《呻吟语》。
  “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语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难与他人道,亦惟病时觉,既愈,旋复忘也。”吕坤如是解释自己“呻吟”之意。解铃还需系铃人,“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择其狂而未甚者存之”“携以自药”,看似吕坤是在“自药”,其实是在给那个病入膏肓的时代把脉。
    民情之厚亦此哉
  晚明的沉沉暮气,笼罩着整个东方大国。
  1536年十月十日,吕坤出生在河南宁陵。
  吕坤别号“新吾”“心吾”。他曾在《新吾箴》中解释道:“有天地时便有吾,则吾者,旧吾也。自吾生,而旧者新矣。身新而洁,心居新身而未变,是吾新乃吾旧也。余将去新后之旧,还旧时之新,乃自号曰‘新吾’。‘新吾’‘新吾’!汝不能洗今日之旧,即他日还,亦无颜面见昔日之旧矣。”
  “新吾”概念,如同清泉一般,流露在吕坤的人生长河中。这一股澄澄的力量,在万历二年(l574年)春注入官场。当时,年近不惑的吕坤入京应殿试,以三甲第五十名赐同进士出身,首任山西潞安府襄垣知县。
  据《襄垣县志》载,吕坤在襄垣任内“有异政”。他既能令行禁止、执法严明,又能体恤民情,不虚耗民财、民力。他以德化民情、以法治豪强,两种手段并行,政绩显著。襄垣境内漳河,堤防多年失修,常常决口,冲毁庐舍,淤没田禾无数。吕坤设立河仓,储存粮食、修筑河堤,既消除了水患,又减轻地方上的负担,百姓感恩不尽。
  “异政”的影响力延续百年。明末清初之际,关中知名学者李颙对吕坤的政绩仍多有称颂,他说吕坤“视县事若家事,视民产若己产”,致力于兴办实事,不辞辛劳,闲暇时常单骑巡行于田间小道,关心、督促农耕、桑麻等生产活动,以及实地考察疏渠凿井,细致详尽,一点都不忽视。
  据史载,第二年,吕坤被调往大同,即将离开襄垣赴任时,大雪纷飞,道路泥泞。年长的数百乡亲强拦他在县衙里不忍离去、痛哭话别,乡里的先生们在郊外摆酒相送,学校里的学生们在泥泞的旷野里迎着风雪拜送,偏僻遥远村寨里的人们相聚而来伏哭于道旁,多至几千人,有的还头顶香料,以很隆重的礼仪送别他。
  妇女们更是号哭失声,小儿们也趴在道旁磕头不止。同僚们也来为他饯行,乐人们流泪奏乐,哽咽不能成曲。有的人甚至在路途中住一夜,第二天接着相送。更有曾经被吕坤惩罚过的某个豪绅,数日后追赶上他。吕坤疑惑有其他事,这个豪绅说自己以前不知道有法,现在深受教诲不再犯法,远途追赶只为感谢话别。
  如此空前的欢送场面,此情此景十分感人,各界民众能以如此礼遇厚报于他,可见吕坤在襄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因其宽厚的仁德和显著的政绩而深受民众信赖和爱戴。
  “明年丙子,为余祠;又明年,为碑。嗟嗟,民情之厚亦此哉!”吕坤自己也为百姓的淳朴打动,如是感叹道。在听闻当地百姓为自己建立了生祠后,吕坤申请把生祠改为乡约所,用来便利乡里民众们集会学习礼乐教化,敦化民风民俗,还可以矫正当时封建官场滥立碑石、沽名钓誉之陋习。
    在下民身上做工夫
  吕坤早年在农村耕读三十多年,对普通民众的艰辛生活深有体会。他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有着深刻的“以民为本”思想。他说:“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却又没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
  他还看到,“天下之财,生者一人,食者九人,兴者四人,害者六人”。冻饿而死的多是劳动者,饱暖而乐的多是不劳而获者,他对此深感不平。他还认为对那些“衣食足而为盗者”,才应当“杀无赦”,而对那些“迫于饥寒者”,则“皆宜有以处之”,应当宽大对待。
  在大同任知县时,大同百姓甚为贫苦,吕坤便特别注意扶危济困,体恤孤弱。而对豪强,他却颇为刚强。大同县王某殴伤人命,判成抵命罪。罪犯的姻弟王家屏官居吏部右侍郎,因继母丧在家守孝,期满应补吏部冢宰。
  王家屏为此事前去找吕坤说情,吕坤断然回答:“狱已成,不可反!”王家屏并没有因此而责怪吕坤,反而感到吕坤深明大义,自愧弗如。王家屏回到吏部后,即向同僚称赞“天下第一受嘱托者,无如大同令矣!”并特意向皇帝上疏荐举吕坤。
  万历六年,吕坤升任吏部文选司主事,从地方走进中央。在吏部,他看到了党争勾心斗角,权力使人癫狂的种种乱象,使他对“为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吕坤认为,对官员的选择、任用、升迁等要公正无私、依法办事,但眼前任用或辞退官员要听上司的口吻,看上司的眼色。在吕坤心中,这都是假公济私、拉帮结派而背离民心,乃至背弃公义、沽名钓誉,为了自身财富、权欲而有负于国家的丑恶行径。
  吕坤揭露说:“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尚正直,今之居官也尚媕婀。”在专制之下的官场里,拍马溜须、谄媚逢迎上司是走向仕途中的人的一贯作风。官场上下交相逢迎、贪污受贿,结果必然滋生更多的贪官污吏,痛苦不堪的只能是普通百姓。吕坤将未得志前低声下气、曲意奉承,而得志后便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养得一身肥肠而不关心民众饥寒的贪官污吏,称之为如“豺狼遍野”和“狐鼠盈庭”,说他们“心不念民,口不谈政”。
  吕坤还对这些保守、慵懒,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关心自己乌纱帽的平庸官员深恶痛绝,斥责他们“是宇宙中一腐臭物耳”。他抨击这些平庸之辈们身窃高位,终日所留心的只是搜刮民财以肥己,而对民众的疾苦置之不理,他们不蚕织却衣文绣,不耕畜却食膏粱,不雇贷却乘马车,不商贩却满积蓄。这些人对国家社会分毫无补,好似是人间的“雀鼠”和“虎狼”,不劳作而食,如同雀鼠,残酷搜刮而食,如同虎狼。
  吕坤认为,衙门是秉公持正、矢心天日之地,吏治腐败的关键病根在两个字:“私”和“伪”:官场上下到处都是蔑视法纪、相互攀附,“借得为之势,结大小之欢”,各谋私利,是为“私”;弥逢搪塞、互相欺蒙,一生精力用在应酬世态和自家身上了,没有实心于利国利民的实政,是为“伪”。
  对当时官场上“不念民生,奔走世态”的腐败现象,吕坤主张官吏应该“以伊尹之志为己任,以社稷苍生为己责”,致力于民务,关心民瘼,清正廉洁。“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他还总结道:“居官有五要,休错问一件事,休屈打一个人,休妄废一分财,休轻劳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钱。”
  因此,吕坤提出为官者应“视官事如家事,体民心以己心”,从实际考察中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来矫正当时吏治中存在的种种积弊,以求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
    官之贤否在胸中
  在万历十五年之前,吕坤曾多次路过山东。万历十四年,他自老家休假结束,返京任吏部原任。北上途中,行经山东。
  “所过府州县,不问官之贤否。凡门阜轿夫马夫灯夫及里老之类,逐行泛问:汝等工食若干,果否得支,何差累苦,何役安闲,差粮每亩若干,果否完欠,排年收头果否负累,地方有无盗贼,保甲有无负累,乡约有无举行,有无客商铺席,货物贵贱,斛斗秤尺,各买卖有无赔累,人民好告状否,监、仓人犯多少。间杂以闲谈不急之事,冷相搜求。”他曾在《考察要语》中如是回忆。
  “不必问官,而官之贤否,在我胸中矣。”彼时身为吏部验封司郎中的吕坤,见微见著,胸有丘壑。从中央到地方后,他一如既往地践行着兴利除弊、严格自律的种种主张。
  济南道参政,除了分管济南的政务外,分管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抚名等事。吕坤到任后,既重视世风教化,整肃官风民风,又通过实际的政绩考核官员,矫正官员不作为现象。
  在吕坤看来,整治吏治除以身作则外,制定规范必不可少。曾任陕西行太仆寺少卿兼按察佥事邢侗,在其所撰《分守济南道右参政宁陵吕公德政碑》中,专门赞扬了吕坤在济南为官时对官吏的教化:“余每怪夫上有渥膏,多不究下,心窃惑焉,乃见公之吏治而得师也。公制一令则辄任长,辄喻佐领阘茸蚕食,辄戒胥吏舞文骩法。是故三十余城长丞以下,目瞤监司,心怵要束:氓庶晓上意,猾宄破积习。此尤我公立政之大端,既试之明效也。”
  吕坤在以后的官路生涯中,依然保持着在济南时“制一令则辄任长”作风。在山西任按察使、巡抚时,他根据实地考察先后写成《风宪约》《刑狱》《明职》,印成书册颁发到各府、州、县,严令一体遵行,不能仅当做文案抄写,要落实到实际的事务中去。
  到济南后,吕坤尊崇文化教育事业,在乡村各处设学校以便利教童蒙学习。注重儿童教育,是有远见的智者所为。早在为官前居乡的日子里,吕坤遵父命写成了《续小儿语》;为官后,又接着写了《演小儿语》。与父亲吕得胜的《小儿语》《女小儿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体系的童蒙书,后人统称为《小儿语》。这套书旨在以童谣形式,令幼童能在乐闻易晓的文字传唱中,获得有益终生的德行培养。
  “余分守济南,鳏寡孤独,收恤既得法矣。”对于老人和身有残疾者,吕坤也颇有抚恤之法,“跛者令结巾织履、编席刊木,稍足自存多”。
  对于60岁以上、14岁以下的盲人,吕坤把他们接到养济院,一体存恤。身体强壮的盲人,每郡邑不减百人。盲人靠八卦算命之术沿街呼号,委命沟壑,不是长久之法。吕坤便摘编了易于背诵的数百对联,还令老师宿儒创作劝民歌曲,让人教授给盲人,给他们多一份生存的筹码。
  彼时济南道辖区内的泰山,是天下朝圣之地,香客云集。奸猾山民伪装成山神惑众,慑诈财物;又把险峰峻岭叫作“试心石”“舍身台”,致使不少虔诚香客丧命。吕坤发觉后,三登三宿泰山,以亲历和山上老年樵人的见闻,分析众人被迷惑的原因:“乃知好事者谬为神奇以诧人,后之人知不如所闻而耻见诧,复为是夸张以诧后人”。
  吕坤还抒其感慨曰:“嗟夫,名下多虚,万事尽然。志郡邑者皆八景,咏八景者皆神奇,皆诧也。天地不为骇异而创,见者骇异之。总之,辽豕燕石耳。”该文当众揭穿假相,劝阻百姓莫少见多怪。之后,吕坤命人在险陡处开凿新的盘道,以便香客往返。
    爷有娘有,不如在手
  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开篇中,曾如是剖析万历十五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历史的平淡,落到细节中,可能满是辛酸。吕坤刚到济南,便遇到山东的饥荒。“菜根树皮剎掘殆尽,又食及野草,幸无毒,不问苦辛生熟。”吕坤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民间惨剧,面黑者如炼,黄者如土,殍者横野不复收。他打开粮仓进行赈灾,定粥赈之法,明施粥细则。他还在一个月内上书十余次,恳请朝廷重视灾情。
  吕坤到乡间走访,看到道路边上还有两三种青草,花且实矣,蔚然独存。他便好奇地问百姓,百姓对曰:此猫儿眼、羌花、鬼臼也,有大毒,使入喉,能即死,幸甚。往有食之者,吐泻懊侬终日,夜裂肝肠,竟不死。其难堪视死甚焉,何敢食?
  满眼泪花的吕坤深为痛惜,遂作《毒草歌》,以悼死者,以诫生者。此歌云:“柳头尽,榆皮少,岂是学神农,个个尝百草?!但教饥饿缓一刻,那论苦辛吃不得。嗟嗟毒草,天胡生此,既不延我生,又不速我死。速死岂不难,长饥何以堪。
  回到济南后,吕坤废寝忘食,遍查农书、药书,了解各类植物特性,何种可食,何种有毒,一一注明,大则用巨榜,小则用单词,言简意赅,传给百姓。
  是年六月,吕坤在长清靳庄,见到灾民的生活场景,写诗一首:长清六月才禾黍,大家小家愁无雨。草根挑尽木如冬,又见探雏啖野鼠。沙中稚子哭欲绝,阿八外路不能语。三年长饿一息在,那复余情念儿女。破屋一叟捣榆皮,我问捣之欲何为。土性多沉糠性浮,榆末和之可为糜。极知强活能几时,暂於肠胃勉撑持。妻子填沟老我存,死者长乐生者饥。恸哭无声但有泪,瘦骨令人摧心脾。道傍一庙有神坐,黄金为身受香火。
  灾荒之年的种种惨相,让人触目惊心。吕坤编写《救命会劝语》,劝导民间百姓要勤俭节约,有备无患积极参与备荒活动:“俗语说爷有不如娘有,娘有不如在手。只望百姓们,随贫随富,除了纳粮当差外,宁好少使俭用,宁好淡饭粗衣,好歹多积些救命谷,多积些救命钱,宁为乐岁忍饥人,休做凶年饥死鬼。且如老鼠盗杂粮,积在穴中,没时备用;鸟雀衔楝子,藏在树里,冬月防饥。你曾见荒年饿死多少鸟鼠?人生过日,倒不如鸟鼠见识,可叹可叹!”
  至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力行节俭和积累,吕坤的建议是:“我劝你一日应吃十文钱,只吃九文,便饿不死。每日攒得一文,一年可攒三百六十文。遇着谷贱时,可籴两石,忍上三年,可攒五六石。再养鸡猪,或攒糠菜,或与人家做工,吃了饱饭,又得几文工钱,多少随时积攒,不消十年,永无忍饥受冻之理。”
  在面对济南道所辖地区“齐俗夸诩相高,炫服吊奇”的习俗,吕坤也是深恶痛绝。他看到很多地方赌博风行,饮食若流,有的家庭没有积蓄,却胡吃海喝。对此,他劝导百姓宁俭塞流。
  吕坤认为,日常生活中“造酒饮酒”和“敬神事鬼”两件事浪费十分严重。如酒,“饥不当食,寒不当衣,百害事,百耗谷”,而“山东、河南千室之邑,麴蘖等费不减几万石”。依吕坤之见,若用这些造酒粮食用于荒年,存活不减万人。
  再如敬神事鬼,“修盖寺庙,铸塑神尊,金碧辉煌,栋梁巍耸,要福不多,惑众实多”,却丝毫无益于凶荒之年保小民之命,“想你平日盖了许多寺庙,塑画了许多神像,打了许多醮事,烧了许多金银,哪个神灵救得你?”所以吕坤建议对州县寺庙处所进行改建,将“旧坏者改为公用,新整者存为约所”,以为灾年施粥或为临时收容贫弱之用。他还建议改礼佛信教之费为救命会钱建乡会仓,令民各量其力于谷贱之年积谷,富者多出贫者少出,并一一登记在册,大凶之年“各照原积之数分领救生”。
    我到底只是个我
  虽然在济南为官只有两年光阴,但吕坤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来施展自己“体民心以己心”的抱负。旱灾稍缓后,即进入小麦耕种期。吕坤提出种地要因地制宜。他说:“薄地、碱地,不生五谷,然土各有宜,利在人兴”。比如沙地,表面缺水,但一尺之下水分不缺;再如盐碱地,地表碱性虽强,但一尺之下不碱,对这类不宜种谷的土地,可以通过深掘的方式种树,这样一来,薄地也会有丰利。
  吕坤非常重视种树,认为种树并不妨碍种地,树下也宜田,路边地界家墙外都可以种树。若种上枣桃梨柿榆柳桑槐之类,平时典卖果实可以补贴家用,大凶之岁还能用树叶树皮应对饥荒,“枣桃梨柿般般好,榆柳桑槐样样堪,典卖也能应急会,叶皮常是救凶年”。
  对一些不宜田作或种树的水地,吕坤认为可以用来种荷养鸭养鹅,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吕坤还建议地方行政长官拟定春耕、秋耕时间,力促百姓遵守。对那些在规定期限内仍使田地荒芜的农户予以惩罚,“除见有田禾在地外,有已获而未耕者,即拘责治,甚者罚谷”。借助行政力量确保农民遵守农时。
  吕坤还重视水利建设,认为“地方水利可资以溉田者,土民尽资矣”,并提出了许多颇具操作性的水利主张。如关于水利灌溉,吕坤所提的依据地势高低和干旱程度来确定不同灌溉模式的思想便十分可取。他还重视对粪肥的利用:“腐朽能化神奇,故粪壤能发万物。”
  晚明社会以其澎湃的思潮、变幻的风云、绮丽的景象,构成历代末世王朝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万历一朝,有山东籍吏部尚书杨巍、礼部尚书于慎行、兵部右侍郎贾三近、礼部尚书冯琦、礼部右侍郎公鼐等人活跃在政坛上。吕坤与他们有或多或少交集和思想的碰撞,其中在于慎行的墓志铭中,有“赐同进士出身嘉议大夫刑部左侍郎食从二品俸前都察院协理院事左佥都御史侍教生宁陵吕坤”的篆盖。
  万历十七年(1589年),吕坤从济南调任山西按察使,后又任陕西右布政使,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他处处先正己,后率属,并有明职条约,馈遗赎羡尽杜绝之,尤加意蒙养孤寡无依者。复严边防,迄后尊成法不废。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吕坤又从地方回到中央,升任刑部右侍郎。不久,转为左侍郎。他不受礼,不取贿,不妄荐,不枉劾。
  吕坤将为官的本色带到自己的人生哲学中,敢于独树一帜。他坦率地宣布“我不是道学,我不是仙学,我不是释学,我不是老、庄、申、韩学,我只是我。”他认为只有建功立业才是真学问,对那些方巾阔袖空谈天道性命的道学先生,他斥为“伪”“腐”。“伪”是说他们言行不一,“腐”是指他们空言无用,于“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毫无用处。对当时儒学也深为不满,认为只不过是“替宋儒添卷案”而已。
  这话掷地有声、斩钉截铁,表现出吕坤心有真知定见便不从人的性格。其中又说:我身原无贫富、贵贱、得失、荣辱字,我只是个我,故富贵、贫贱、得失、荣辱如春风秋月自去自来,与心全不牵挂,我到底只是个我。”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当万历朝日薄西山时,吕坤提前告辞,“年八十三岁卒于家”。他临终时遗命云:“衣衾仅周身,不重袭;枕柎以经史,不敛含;一毫金珠不以入棺,一寸缣帛不以送葬。明器如生,丧具以纸,余照《家礼》行。不点主,不远谢,不动鼓吹,不设宴饮。风水阴阳、僧道家言,一切勿用。”
  “……善恶在我,毁誉由人。盖棺论定,无藉于子孙之乞言耳。”吕坤临终“呻吟”,何其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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